──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你希望与妈妈做些什么？
这是一道假设性问题，其实问了后不敢期望得到答案，因为对一位一辈子做学术研究的教授来说，回答假设性问题可能毫无意义。没想到文平强侧了侧头认真想了想，徐徐说道：“我想问她很多东西，关于我父亲年轻时的事迹，关于父母亲当年的经历，关于我们的家族故事。”
“她在世时我不曾问，不曾听过她回忆往事，以致我对父母亲年轻时的经历所知甚少。母亲走了以后，才知道太迟了，与父母同辈的人都走了，一代人的记忆就这么消逝，留下空白的历史。”他不胜唏嘘，流露出一种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遗憾。
文平强是新纪元大学学院教授，学养深厚，早年研究人文地理，近20年专注于华人研究和区域研究，今年82岁，依然一心向学，孜孜不倦。桌上，那本厚得像砖块的马来西亚华人研究钜著《聚族于斯》，是他多年一部分研究成果的论文集，记录了本土华人在这块土地上勤俭兴邦和安身立命的历史角色。
只是，回头想想，一生埋头做研究，可是却对自己父母亲的生命故事茫然无知，每思及此，就有一种遗憾萦绕心头。
趁父母健在，多探听他们的“想当年”
文平强自幼丧父，父亲去世时他才6个月大，最大的哥哥17岁，母亲带着他们兄弟5人，从沙巴来到文冬，投靠娘家，靠着洗琉瑯和割胶，独力把孩子拉拔长大。
从母亲和兄长口中，他知道父亲早年做过运输业，也在吉兰丹话望生采金，还曾经在家挖池塘养鱼，“为了养家糊口，什么都做。”一如其他南下谋生的同乡，凭着坚毅过人的生命力，胼手胝足，让妻小可以过上安定的日子。
他对父亲毫无印象，但却知道父亲有一颗忧国忧民的心，以及一个中国梦。
他微笑说道：“我们五兄弟的名字──世、定、中、原、强，串起来就是我父亲的中国梦。”父亲于1920年代离家南下，人在南洋，心系祖国，“当时中国内忧外患频仍，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忧国忧民的。”
其实，除了4个哥哥，文平强还有7个姐姐，父母一共生育了12个孩子。只是，“我出生后，4个姐姐已经亡故，两个留在香港天主教的姑娘堂，另一个送了人，在母亲身边的只有我们五兄弟。”时局动荡，生活困迫，骨肉离散也成了寻常事。
在往后的日子里，这一桩桩带着伤痛的陈年往事，文平强都没有听母亲回忆起过，而他自己也没问过母亲。许多珍贵的记忆，就随着时光流逝烟消云散。
他提起年前，住在香港的二姐过世后，外甥和外甥孙向他这位舅舅询问了一些家族资料，“说想要让他们母亲的一生，留下一个记录，也不一定是要写什么回忆录，而是简单地把重要资料、重大事迹记下来，作为家庭回忆录，让家庭的记忆代代相续，后代可以回忆长辈，了解家族传承。”
文平强不改学者本色：“历史从家庭开始，把各个家庭的记忆串联起来，就是一个华社、一个民族的集体历史了。”
下一秒，又不禁笑着叹气：“做孩子的，大多数对上一代经历过的事兴趣缺缺，听到老人家说‘想当年’，就觉得老人家很啰唆，一天到晚讲从前！年轻人都是这样，没有兴趣听父母话当年，我的儿孙也是，我年轻时做过什么，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兴趣想要知道。”
他幽幽说道：“趁父母还在，要多请他们细说从前，父母在时不去问，不去听，父母一走，一切都太迟了，永远没有机会问了。”
“我尽孝了吗？”
说起母亲，文平强笑得特别温暖。“她没有读过书，却相当聪明，知书达理，因为她说话有纹有路，逻辑性强，新村里的妇女都很喜欢听她说话！”
母亲是慈母，也是严父，“她很重视教育，看到成绩单上有红字，她就很不高兴，有一次我没去上学，给她打了一顿！”母亲目不识丁，但却让他知道，读书是穷人唯一的出路，也是唯一的改变人生之路。
他一心以好成绩来报答母亲的辛苦，1962年，考入马来亚大学，成了力巴士新村第一个大学生，从此走上学术生涯的路。
大学一毕业，他就把母亲从文冬接到吉隆坡，不让母亲工作，要让她享清福。那一年是1965年，母亲60岁，劳碌了大半生，终于盼到老幺大学毕业，同一年还双喜临门喝了媳妇茶──老幺刚毕业，就跟他的女友共结连理！
文平强微笑着回忆：“当时我只是助教，还在租房子住，但母亲已经跟我们住在一起。我工作后，母亲经常都跟我们住。我在英国赫尔大学的那几年和在外国做研究时，母亲就跟二哥二嫂在文冬住。二哥二嫂照顾了母亲几十年，大哥和四哥则长期在外地工作，三哥回了中国。”
母亲于2002年过世，活到了100岁，说到这里，他突然自责起来：“觉得自己不孝，她去世没多久，我就去上班了。”
问他，难道打算为母亲守丧？他摆摆手笑道：“这个年代哪里还有人守丧？！只是觉得，妈妈刚去世两三个星期，我就赶着去上班，有点不孝。”他当时已经从马大退休，答应到华研上班，而华研急着用人，催他上班，他只好答应，但心里却一直觉得自己“太紧张去上班”。
──在骨子里，文平强自认是一个“chinaman”，指的是“典型的中国性格”，含蓄，内敛，不擅于表达情感，也不容易敞开心扉，跟父母亲说知心话。
他在英殖民时代成长，从小接受英文教育，华文只读了几年，西学背景深厚，但却有一颗“中华心”，尊崇中华民族传统美德，奉行孝道，母亲去世多年后的今天，他还会自问“我尽孝了吗？”
然而，就像每一个事亲至孝的孩子一样，说到孝顺父母，永远觉得做得不够。
“我可能做得不够，我没有好好跟母亲沟通，对她了解得不多。”情词恳切。他慨然一笑，又说：“人都是这样，拥有的时候觉得很理所当然，不会特别珍惜。”
对父母恭敬顺服，事事以父母为优先，可是亲子间缺少实质沟通，少了亲密感，这也许是许多东方家庭的通病，也是许多孝子心中的遗憾。上一代不会倾吐，下一代无心体会，我们就一直在这个轮回里跳不出去。
东方社会的父母，一辈子都背着孩子放不下
“孝”这个字，上面是“老”，下面是“子”。文平强认为，“孝”是双向的，孩子小的时候，父母在上面为孩子遮风挡雨，孩子长大了，父母老了，孩子就在下面背父母，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，这就是“孝”。
他喟叹：“但到了今天，我们常看到父母亲一把年纪了，还在帮孩子，尤其是东方社会，父母总是放不下孩子，孩子有困难，自己可以帮的一定帮，一辈子都背着孩子，‘孝’变成只有单向，没有双向。”
说到孝顺，文平强喜欢用“天时地利人和”来作诠释，“‘天’是天伦之乐，是一家人在一起的欢乐；‘天时’是共享天伦之乐的时机；‘地利’是地理上的优势，能够同住一屋檐下；‘人和’是人事和谐，感情融洽。”
“我这一代，‘天时地利人和’许多人都有做到，传统社会奉行集体主义，我们会把赡养父母当成义务，跟父母同住是很自然的事。但现代人是个人主义凌驾集体主义，孝道、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淡化，加上现代家庭规模变小，婚后都是两人世界，还有多少人会跟父母同住？！”
“我们的父母辈，离乡背井是很无奈、很悲惨的一件事，但现在，离乡背井已是常态，做研究的人就知道，现代家庭一半以上有孩子在国外，家庭成员分得很散。”他想起自己以前的一厢情愿，不觉莞尔：“我以前买下两栋房子，打通成一间，给4个孩子都预留了空间，后来才知道自己太天真。女儿大学一毕业就去新加坡工作，没回来住过，老二也在新加坡，老幺移民澳洲，老大一家住在白沙罗，都没有一起住。”他学会放手，从教育到人生的选择，让孩子自由发展，独立自主。
时代变了，不能强求，他豁达地笑道：“只要过年时大家都回来，一年一度，好好珍惜那三五天的天伦之乐，就不错了。科技发达，平时也可以视讯通话，随时都可以见到孩子，跟孙子说说话！”
老有所为，退而不休
老有所为，退而不休，是文平强的晚年生活写照。
82岁的他坐在新纪元大学学院的办公室里，面前是一台笔电，一支放大镜，一叠由他主编的《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》（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报）资料，身后是占据了整爿墙的书柜。他看起来精神矍铄，容光焕发，“工作是越做越精神！”这是他的养生之道。
他很早就知道，退休后闲居在家、颐养天年不是他想要的生活，所以离开马大后，他就进了华研。
“马大是一座象牙塔，那几十年我与华社完全脱节，加入华研后，开始研究华人社会，跟华社才有了联系，才有机会说华语，对中华文化更了解一点。”他呵呵笑道：“我是很chinaman的，我认为退休后的工作相当适合我！”
文平强一生热爱中华文化，小时候因为战乱，只读了两年华校，就转去英校，“因为母亲和大哥认为读英校比较有出路。”上了中学，他英校放学后，下午再去华小读四年级，“是自己自愿的，想多读一点中文。”
但也只读了一年半，升五年级时，学校说他超龄了，只好停学。但他没有放弃，中四那年再报读启文夜校，中五报考华文，“就觉得华文很重要，不可以忘记。”义正词严，让人肃然起敬。
在家里，他的三哥每天规定他练书法，有时用毛笔，有时用钢笔。此外，他还打篮球，在当年，篮球和新村、华校是分不开的，“只有华校生才打篮球，英校生不打篮球。”他长期打篮球，身在英校，心系华校。
退休后，他终于有机会再次亲近华社，除了以中文写作华人研究的学术文章，还翻译了百余首唐诗，出版《英译唐诗选集》，把唐诗介绍给英语世界。
他笑谑说自己不会打麻将，也不打高尔夫，“翻译诗词就当是训练脑力，给大脑做运动，不怕老化！”
50岁过后，他不再打篮球，改成慢走、打太极十八式、踩踏步机，休闲时喜欢听中国民歌，最近迷上宋词古唱，常常听得入神。
对于自己的晚年生活，他直言相当满意，“有老伴，有家庭，有健康，3样都有了，没什么好抱怨的。”他和太太结褵58载，请他分享幸福婚姻的秘诀，他淡定从容地笑道：“二个字：珍惜！先别说爱情，你不珍惜她，如何爱她？珍惜包括了一切。”
《Who says I am retired?》合集里收录了文平强的文章，老有所为，退而不休，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退休生活。
